唐代色役与中国古代役制变迁

唐朝时期的色役制度是指官方要求民众为行政部门或事务机构提供服务，执行特定职责或任务的劳役形式。这一制度到了宋朝时，演变成了职役制度，并被元朝、明朝和清朝所沿用。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的劳役制度在唐代出现了前后期的分界。唐代前期的劳役制度继承了秦汉和魏晋时期的传统，而唐代后期的劳役制度则为五代、两宋乃至明清的劳役制度开创了先河。在这一劳役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唐代的色役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地位的高低起伏、税收负担的增减以及制度结构的调整，不仅影响了宋代劳役制度的新面貌，也为中国古代后期劳役制度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基础。

推动主要劳役类型转变。中国历史上的劳役制度，在唐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整体趋势是从以体力劳动和兵役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职责性劳役为主。唐代的色役制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众多民众投身于特定劳役，导致豁免劳役的人数大幅增加，从而使得能够承担徭役和兵役的人数相应减少。加之人口流动与逃亡现象频发，最终使得徭役和兵役的征召陷入了困境。针对这一问题，唐王朝最初采取的措施是派遣专门的户籍与劳役监察使，例如派遣宇文融来“严格审查劳役中的欺诈与滥竽充数”以及逃户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最终唐王朝不得不转向财政制度的改革，即全面将劳役转化为税收形式，并引入雇佣劳役制度。徭役和兵役在法律形式上逐渐转向雇佣劳役，这为特定劳役成为主要的役种奠定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特定劳役同时也被纳入了税收体系。由于特定劳役是一种复合型的役种，包含多种劳役项目，因此其以资代役的形式相比徭役的纳庸更为复杂。在税收化的过程中，部分特定劳役完全与劳役本身脱离，像徭役纳庸一样彻底转变为单纯的税收。然而，有些特定劳役的职责明确，在行政运作中不可或缺，因此只能采取现役与明确的资代役或纳税并存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些人要么成为缴纳税款的资代役者或纳税人，要么成为专门的服役人员，在服役期限外延长服役时间并领取雇佣报酬。因此，特定劳役在税收化后，仍有一部分现役存在，这为其在法理上的持续存在留下了空间。

安史之乱特别是实施两税法后，色役逐渐分化为诸司与府县两大类别，并成为唐后期官方文书中常用的表述，这标志着色役作为主要劳役种类的地位得以确立。在正役可通过缴纳财物替代后，中央强制征发力役的做法失去了法律依据，而两税法规定“租庸杂役一律免除”，意味着地方上的力役征派同样变得不合法。尽管如此，唐后期的州县仍时常违规派遣劳役，导致“按户摊派的杂役”等形式的力役实际上并未消失。然而，由于杂役属于应当削减的范畴，因此它往往被归入色役之中，这一点从诸如“杂项差役”、“赋税色役”或“府县特定色役”等多种表述上的差异中可见一斑。

五代至宋转变期间，唐朝后期的中央与各地方行政单位的特定职务呈现出新的变化。中央的特定职务逐渐转变为官员助手性质，被“各司办事人员”所接替，而地方行政单位的特定职务则摆脱了以往繁杂的任务混合状态，最终演变为宋代的专业职务与体力劳动的两种分类。在宋代的劳役制度中，专业职务成为了主要形式，这一制度框架被元代及之后的朝代所延续，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进入专业职务主导的时代。然而，追溯这一主要职务形式变化的起点，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特定职务起到了关键作用。

确立劳役税收转变轨迹。中国古代的劳役制度，其从以钱代役向缴税免除劳役的转变始于唐代。在此过程中，色役成为了税收化的先锋，它推动了劳役全面以庸（即钱物代偿）代替，并在逐渐成为主要劳役类型时，为劳役税收化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古代早期，纳资代役的现象较为普遍。秦汉时期的更赋就包含了代役钱的性质，到了西汉景帝时期，出现了“用其资金雇佣他人”的做法，这表明在汉代，庸已经作为力役的代役金存在。南朝时期的塘丁、埭丁以及城直劳役，还有北朝的运丁和工匠，也存在纳资代役的情况。但这些纳资代役都发生在派役阶段，是对征役形式的一种调整，需要用这些资金来补偿役或者雇佣他人，或者维持役的正常运行。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代役金，而非税收。然而，到了唐代，纳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唐长孺指出：“就整个徭役制度而言，唐代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纳资的普遍化。”唐代的纳资已经不再是代役钱，而是转变为了免役税。这是因为，通过财政的统一收支，免役税已经与具体役的补偿脱钩，雇佣费用由总体财政支出，这改变了现役财政收支一体化的特征。因此，免役税体现了役作为财政收入的一种税化状态。

唐代初期税收制度改革中，色役制度的转变尤为显著。例如，防阁、庶仆等服务于中央机构的色役，原本作为官僚的特殊权益，逐渐转变为免除劳役及税收的手段。与此同时，地方上的仗身、白直、执衣等色役也逐渐转变为通过缴纳税款来替代服役，纯粹成为一种财政来源。这一变革对其他色役制度产生了连锁反应。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为了便利公私双方，通过缴纳资金来代替劳役的做法得到推广，色役全面转向税收形式。色役的税收化也对兵役和力役产生了影响。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推行长行旨符政策后，力役普遍开始以缴纳庸费代替实际服役；开元二十五年，募兵制得到广泛实施，各州郡不再直接征发民众服劳役。

之前已提及，色役是指由官府行政或事务机构所分配的劳役，即便在实施税役制后，仍需指定人员继续执行，维持原有的长上役管理体系，从而使得现役的形态得以存续。这一状况导致的结果是，不仅原有的色役类别会在旧有制度框架下继续演变出新形态，而且随着从中央至地方财政雇佣劳役能力的逐步减弱，地方因财力受限而不得不重新启用部分色役。与此同时，地方基层单位也倾向于直接摊派色役任务。因此，在开元、天宝年间税役制实施后，色役并未消失，反而在唐代后期的特殊政治背景与财政框架下再次出现，甚至催生了新的色役种类。

宋代以后，唐代色役向税收转化的模式一再重现。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革后，基层的职务负担被重新分配。明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却出现了“规定之外仍有规定，鞭法之外又有新鞭”的现象，这表明旧的职务负担始终未能完全消除，而新的负担又在不断产生，形成了一个税收化、复苏、再税收化的循环过程，难以逆转。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职务负担向税收转化的趋势，实际上在唐代色役时期就已初现端倪。

促进劳役制度调整。在中国古代，各类劳役往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劳役体系。唐代中后期，由于特定劳役（如色役）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导致主要的劳役种类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促使劳役的重心向地方转移。这些变迁进一步促使劳役制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唐朝初期，其劳役制度涵盖了中央正规劳役、地方杂役以及府兵服役，这一制度是对中国古代早期“兵役与徭役”结合模式的延续。在秦汉时期，兵役与徭役合为一体，适龄男性既要承担体力劳动，又要履行兵役义务。进入魏晋南北朝，力役与兵役逐渐分离，形成了正规劳役与杂役的区分，而兵役则演变为按户籍区分、兵民分离的职业世兵制。尽管职业世兵制与“役”的概念有所偏离，但“徭役性质的兵役”仍体现了兵役与徭役结合的传统惯性。显然，中央层面以“征召服役”为特征的正规卒役，始终是兵役与徭役制度的核心，其根源在于古代贡赋制度中“地方向中央进贡”以供养天子的原则。相比之下，作为行政机构或官员调用的胥吏、差役、服役人员以及各类杂役，包括特定身份的色役，均处于辅助地位。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劳役普遍以钱代役，府兵制也逐渐转变为募兵制，原本的“兵徭”役制结构开始向“差役”结构过渡。这一过程中，色役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而力役与兵役的地位则逐渐减弱。新的“差役”制度不再以服务于中央朝廷为主要目标，而是更加注重地方的实际需求与派遣。由于力役和兵役逐渐转向雇佣制，唐代后期的法定差役主要以色役为主，也被称为“差科色役”。色役因其具有明确的职责和固定的服役期限，可以被视为一种正式的、定额的差役，从而与杂徭等其他“杂差役”区分开来。在唐后期的“差役”制度中，色役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具备法定地位。此外，色役还不断吸收其他类型的劳役，例如某些固定下来的夫役形成的特殊役户，以及从“吏职”转变为乡役的里正和户长等。这些变化催生了新的色役形式，进一步丰富了色役的内涵。

宋代及其后的各朝代沿用了唐代后期的“差役”制度框架，将差役大致分为定差与杂差两大类，不过主要的服务形式从色役转变为了职役。职役涵盖乡职役与州县职役，其中，乡职役由于在差役分配中承担具体的管理职责，因此在中国古代晚期，它在整个役制体系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位置。马端临提出的职役观念源于乡职役，这一点从明代乡职中的里甲甚至被称作“主要役种”便可见一斑。

总体而言，唐代是中国古代役制演变的关键时期，尤其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役制经历了从力役、兵役到职役的转变，而唐代色役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不仅加速了力役、兵役向职役这一主要役种的过渡，还为役制向税收导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使役制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若将研究范围扩大，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役制的这一变迁与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前后分期相吻合，这表明唐代色役具有更为深远的相互影响。